社會處方箋，在廣慈博愛社宅公共藝術策展裡，這場社會療癒的實驗該如何啟動？作為實驗探索前端的論述研究，策展團隊拜訪了在台灣推行社會處方箋的重要先驅：劉建良醫師。
劉建良醫師，現任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失智症中心主任，也是聯醫和平婦幼院區的神經內科主任。然而，劉醫師更是台灣社會處方箋的概念推行者，也在其執業工作裡，為前來就診的患者開立處方箋。
2022年一月初，一個涼爽的冬日傍午，劉建良醫師和我們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碰面。劉醫師穿著一身淺藍襯衫搭配深色毛衣，剛剛結束在南港衛福部的會議，還沒來得及喘口氣，便在診間接受我們的採訪。
近年來，劉建良醫師積極推廣社會處方箋，可說是促成台灣在醫療體系內實踐社會處方箋的第一人。2019年，劉醫師協助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與國立臺灣博物館簽署「失智友善博物館」合作備忘錄，為失智病友開立博物館處方；2020年則與國家交響樂團推行音樂處方，轉介病友參與音樂會或音樂工作坊。
台北市信義區社會住宅廣慈博愛園區內，有亞洲最大的社福中心，未來有各類社會福利機構以及醫療門診等單位進駐。因此，策展團隊提出將「社會處方箋」納入藝術計畫的想法，透過與劉醫師與其他幾位社會處方箋重要推手的訪談，整理專家們的寶貴經驗，也邀請他們作為重要的諮詢顧問。
我們好奇請教劉醫師，作為一位神經內科醫師，為什麼會想投身跨領域，把社會處方箋融入他的醫療專業呢？劉建良醫師緩緩道出，「這是個機緣。」
「過去我一直在發展失智友善單位；後來跟著劉婉珍老師一起從文化平權切入，先做博物館的創意高齡*(註1)、再來才是失智友善博物館。」劉醫師所謂「失智友善X文化平權」的跨域脈絡連結，便是社會處方箋在台灣的重要濫觴。
- (註1)：創意高齡（Creative Ageing）：概念與社會處方箋相似，唯使用對象限定為高齡者，藉由具創造力的社交行為，促進長者身心健康與活化。
一、台灣式的社會處方箋
■失智友善與文化平權的跨域激盪
社會處方箋的概念和制度，源起於英國，但在台灣，社會處方箋的推行，並非導入英國完整系統和做法，在社會脈絡上，其實是承繼自行之有年的「失智症防治照護」行動，與「文化平權」的跨領域結合。
目前英國已將社會處方箋列為國民保健署(NHS)的政策，建立一套使用程序：有使用社會處方箋需求的民眾可透過醫療單位推薦後自行應用或與＂link-worker*(註2)＂會面。經會面後，link-worker將安排民眾轉介給施行社會處方箋計畫的社區機構。現下台灣的模式，為醫院端的醫師、病患與藝文場館三方合作，透過失智症個案管理師協助，擔任陪同與追蹤角色。嶄新概念要推動實為不易，但也更加顯現劉建良醫師與劉婉珍老師如何突破既有框架，勇於跨域實踐。
- (註2)：Link-worker，中文尚無正式譯名，相關報導常譯作服務連結者/連結工作者。他們的工作內容是連結社會處方箋的需求者(民眾)和供應者(社區機構)，協助需求民眾使用社會處方箋並進行後續追蹤。
■失智症關懷成全球趨勢
近十年間，全球人類正共同面臨退化性疾病如失智症（dementia）之威脅。目前全球已逾五百五十萬人罹有失智症，且患者人數年年持續成長中（WHO，2021）。當疾病人數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逐漸升高，整個社會如何塑造對患者友善的環境，成了各國的首要課題。
「我們從失智友善社區、失智友善博物館，再談到社會處方箋，一路對應的都是失智症。」劉醫師所說的這些失智友善資源，可追溯至台灣在2013年發表的「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國家政策。面對失智症，醫界人士從三面向進行整頓，分別為診間的「疾病篩檢」、家庭「照護模式」與在地的「社區照護服務」，目的在於建立失智友善的社會網絡。
傳統醫療專注疾病醫治，但病患的生活處境往往也需要調整與照顧，也因此近年失智防治備受重視；同時，藝文、博物館界也正倡導「文化平權」、「文化近用」的重要概念。各博物館、美術館除了在硬體上提供身心障礙者或高齡長者友善設施與無障礙空間，也發展了許多軟體配套措施，例如多語導覽，甚至是專屬參觀方案。
劉建良醫師與劉婉珍老師（現為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專任教授，著力於文化近用觀念的研究推動）兩人的合作，開啟失智友善與文化平權的跨域融合。劉醫師所說的機緣，便在這樣的時代脈絡碰撞而出。
■交會行動的起始點
2017年，劉建良醫師和劉婉珍老師合作，結合國立台灣美術館，催生了台灣第一間失智友善博物館。「其實在推失智友善博物館之前，『創意高齡』概念因為適用於更廣泛的高齡長者，先行進入了博物館。」劉醫師坦言，受限於社會氛圍，台灣對於社會處方箋的理解尚不完備，使得推動較難一步到位。
然而，劉醫師和劉婉珍老師的行動才剛開始而已，兩位在下一階段，繼續聯手連結了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失智症中心與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合作，在2019年推出「失智症友善博物館處方箋」。
失智症病友的文化近用從何開始？
對劉醫師而言，了解文化近用概念應用於失智症病友，是從MOMA的案例開始的。2006年美國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推出「Meet Me at MOMA」，由美術館教育人員帶領導覽、設計活動，邀請失智病友與其親屬、照顧者進入美術館觀展。劉婉珍老師曾邀請於MOMA執行此案服務的教育人員來台演講、向其借鑒經驗。
二、從醫界發軔的實踐案例
■博物館處方箋/
博物館處方在台灣社會處方箋領域走得相當前面，尤以國立臺灣博物館的處方推動聲名遠播。劉醫師介紹到，從2019年開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與國立台灣博物館合作推出「失智友善博物館處方箋」，雙方進行資源共享與組織共學，除了進行博物館的志工服務及導覽訓練，希望打造更好的失智友善的照顧環境；臺博館也特別出版〈博物館處方箋實務手冊〉，歸納博物館處方箋的實踐原則，並分享國外及自身的推動經驗。
關於社會處方的開立方式，劉醫師進一步說明，只要民眾來台北市聯合醫院看診，由醫生評估其需求後開立處方箋，便可轉介失智症患者及照顧者到博物館看展，參加工作坊等館內相關活動。由醫院向博物館購得票卷，再免費提供給患者及照顧者使用。希望鼓勵患者踏出家門，除增進生活品質，也與他人有更多互動的機會，進而促進記憶活化。劉醫師強調，因每位患者的個性與情況不同，透過醫師的建議，提供多種選項讓患者或家屬選擇，或與博物館年度特展活動結合，推動團體參訪活動，強化失智症家庭的參訪動機。
■音樂會處方箋/
推動博物館處方箋後，劉建良醫師接著與國家交響樂團(NSO)合作，設計「音樂會處方箋」開立方案。國家交響樂團(NSO)所創立的愛樂實驗室(Music Lab)，自2019年開始便以音樂照護與音樂治療為主軸，希望落實文化平權並促進社會共融。
自2019年11月起，同樣的，只要有民眾來台北市聯合醫院看診，由醫生評估其需求後開立處方箋，便可轉介失智症患者、照顧者或家屬至音樂廳免費聆聽不同系列的音樂會。活動有前置導聆、音樂會與會後座談會三個程序。劉醫師表示，試行幾次以後，發現病人若要連日出門，身體消耗實在太大；另外，多數失智症患者在會後座談時，早已忘了前一日音樂會的感受。因此之後改以音樂會結束現場寄發QR code，讓病友在回家途中及時寫下感受與反饋。
劉醫師分享，他觀察到病友們對音樂的類別不挑剔，接受度頗高，無論是交響樂或是歌劇曲風，大家的專注力比起預期地更佳，甚至有病友在音樂會結束後滔滔不絕，深有感觸。
三、社會處方箋與社區網絡連結的潛力
除了博物館處方、音樂處方，社會處方箋還有更多元的可能。劉建良醫師對於未來推動的前景，有不少的期待，他認為，社會處方箋應與社區媒合，喚醒大眾正視身旁環境的豐富資源，自行掌握健康。而社區資源又可依性質分成不同種類，常見的藝文處方，可連結藝廊、美術館、博物館及其他藝文展館；結合圖書館的閱讀處方或社區公園綠地步道的運動處方等，透過在地社區多種處方箋的推動，強化社區資源整合。
劉醫師笑稱，社會處方箋的概念其實很適合台灣社會。怎麼說呢？在台灣，大家時常缺少動力做事、無暇培養興趣。這時靠著一張處方箋、藉醫師之口，「伯伯我幫你排好博物館看展的行程囉，你找時間去參加。」就可能起了效果，讓他們回歸社區交往，接觸平常沒有動力去做的事，增添興趣和活力刺激。
社會處方箋？社交處方箋？
社會處方箋概念最初引進台灣、要從英文Social Prescribing翻譯成中文時，「社交」會比「社會」更加精準。「為什麼是社會？為什麼有時候又稱社交？」這個問題，周妮萱與劉建良兩位專家，不約而同地反問我們。劉醫師解釋起翻譯用字上的巧思：「我們在做失智照護時，本來就有『社交』元素。」在失智症預防上，有關鍵的四個要素：飲食、運動、健腦與社交，而前三個要素都和第四要素｢社交｣息息相關。
台灣式的社會處方箋接續失智症友善行動，從選字上便可窺探這樣的脈絡。劉醫師透露，後續為了容納其他更仰賴個人獨自完成的處方內容，如閱讀處方、綠色處方等，才將社交一詞改成社會，從字義上開始擴張社會處方使用對象。
四、走出診間 人人適用的社會處方
劉醫師說，對於社會處方箋常見的兩大迷思：使用者與開立者的身分。「雖然我們是從失智症開始的，但社會處方不是失智症專有、也不一定要從醫院開立；所有需要跟社區連結的人都適用。」
「誰可以開立社會處方箋？」這道難題，台灣有兩方論調：有一方抱有遲疑，社會處方箋在字義上較為敏感，應由醫師開立為佳；但劉醫師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社會處方箋概念應該被普遍大眾使用，不限於單由醫師開立。舉例而言，英國社會處方箋不限由醫師開立，其他照護人員、社福單位或服務個案之地方組織，皆可鼓勵需要的民眾使用社會處方箋，以提升身心健康。
「有些人須由醫師轉介，是因為他們身體太虛弱、對事物已經失去意願或興趣了，所以需要醫師鼓勵。」但社會處方的各種元素，無論是逛展覽、聽音樂會，一般民眾只要有興趣，就會自發善用身旁的資源。
社會處方箋與一般健康導向的課程和活動有何差異？
劉建良醫師強調， 傳統非藥物處方，如生理的肌肉訓練、平衡感培養，提升腦力認知的手眼協調訓練，又或是促進心理健康用的正念課程，雖對患者健康有助益，但設計思維並非從地方出發。他認為社會處方箋應該更具在地特性，不只是短期甚至是一次性活動，是與地方特色深度結合的一個社區獨有的服務。
五、社會處方箋的在地永續性
回到本次訪談的起因，我們希望在廣慈博愛社宅的公共藝術策展裡，實踐社會處方箋計畫，也提出建立社區資源平台的構想；劉醫師給予正面的回應：「社區會有圖書館等公共設施吧？要談社會處方箋，要談眼睛看得到的、走得到的。」若地理範圍若規劃得過大，將讓強調在地特性的社會處方箋概念失焦；另一方面，從使用者的方向思考，住宅區以年長者居多，距離遙遠反而會成為阻力。
「以博物館處方箋為例，各地都有各種大小不同的博物館，如果能夠透過連結在地資源，發展在地特色的博物館旅遊，或針對某些特色展覽提供跨區合作，那就可以同時兼顧在地性與議題多元性，提供更豐富的服務，但不管怎樣整合，社會處方箋的主軸應該以在地特色為優先。」劉醫師認為，社會處方箋在台灣，是時候該走向在地化。
「選定地區的圓心、以步行距離500公尺、1公里、1.5公里的範圍進行盤點。盤點完畢後你會發現，這個地區的社會處方箋無法複製、貼上到其他地方。」台北的純住宅區往往具有複合性城市機能，地方文化生活潛力豐富，社會處方箋的下一步，勢必要落地。
語畢，劉醫師提醒，雖然政府力量協助推動很重要，但歐美國家的民眾長期習慣以行動或捐款支持公益慈善組織，這些非營利組織的存在與社會氛圍的影響，也是讓社會處方箋得以落地生根的關鍵。所以從上而下協助議題概念的拓展，而各地服務創意來自於社區特色服務整合，上下雙方的互動合作，才是社會處方箋能成功的條件。
現下台灣已有多位先鋒者為「社會處方箋」的引進與推廣起了頭，劉醫師做下了兩個期許：一是希望社會處方箋概念能走出醫院、普及大眾；也期望透過民間、政府兩方的共同努力，能夠逐漸推成「道地的社會處方箋」，在各個社區落地生根。
